从组装到制造：德国模式之鉴
项兵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成为“世界工厂”已有30余年。30多年来，中国出口在全球出口的占比从不到1%上涨至2011年的10%左右， 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工厂。2010年中国首次成为全球最大商品生产国，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比重增至19.8%。
中国制造的可持续发展面临重大挑战，一方面企业正在面临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劳工成本提升，劳动力短缺的困境，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亟须从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向高端制造业转型，以推动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由低端向高端的爬升。如何应对人口结构调整，并同时提升中国经济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是中国制造转型与升级的一个关键。
如何实现这一转变，我个人认为德国模式，尤其是其产业工人的培养模式是可以在中国复制的。
德国制造的基石：双元制教育
德国以制造立国的模式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获得了一次检验。促使全世界尤其是欧洲、美国开始重新反思其过往施行的“去制造化”的弊端。
当欧洲各国深陷经济危机泥沼时，2011年德国GDP增速逆势上扬3%，同期美国GDP增速为1.7%，日本则下降0.7%。对于美国大选中奥巴马备受攻击的高失业率问题，德国创造了令欧美意外的结果，2011年德国失业率由2010年的7.05%降至5.95%，同期美国为8.95%，欧洲15国为9.98%。尤其难以置信的是金融危机期间德国创下了其自1992年以来失业人数首次低于300万的历史最低点。
曾经一些研究认为，全球化浪潮会让德国这种依赖传统经济而获得高工资的国家风光不再，因为许多人认为未来可能属于高科技和服务行业，而不是传统制造业。但是2008年以来，持续经济危机之下德国经济的表现改变了人们的看法。德国经验的核心是秉持传统并以制造为核心，即争论已久的制造立国模式。当英、法、美等发达国家先后将发展核心转向高科技和服务产业，并深受经济危机冲击之时，德国模式的抗危机能力引人深思。
全球500强公司里有37家总部在德国，大多为制造型企业，包括大众、西门子、巴斯夫、宝马等知名品牌。与此同时，德国中小企业的竞争力在全球亦独树一帜，其中小企业数量在所有德国企业里占比81.4%，共雇佣了70%的德国工作人口。他们之中佼佼者虽名不见经传，却在各自的行业内占领全球市场的垄断地位，被称为全球“隐形冠军”。德国的“隐形冠军”至少有1200余家，占德国制造出口量的比重非常高。
德国制造创造今日辉煌的时间大约120余年。很难想象，120年前“德国制造”在欧美被视为“粗制滥造、质量低劣”的代名词。19世纪中叶，与当时遥遥领先的英国工业相比，德国工业乏善可陈。
德国制造长远成功的背后有其制度与文化的根源。德国前总理科尔认为，“发达的职业教育是德国经济在战后崛起的关键”，而德国研究者认为，“德国企业竞争力建立在双元制培养的专业人才基础上，他们使德国构建的现代工业体系成为现实”。鉴于职业教育对德国制造的重要性，本文将着重剖析德国职业教育的特征，以及对中国的借鉴性。
双元制教育在德国经济模式中非常独特。所谓双元制教育，即课程依照理论和实践平行进行，学生在企业中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在学校中接受专业理论和基础文化知识培训，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不莱梅大学教授菲利克斯·劳耐尔研究认为，双元制教育中的“一元”是企业，另“一元”是职业学校，该模式核心内涵是——“把企业进行的职业技能和工艺知识教育与职业学校进行的专业理论和普通文化知识教育相结合。”
双元制教育一经推出后即受到各级法律保护，《联邦德国基本法》规定政府需将国民生产总值的1.1%，工资总收入的2.5%用于职业教育。并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配套的实施监督制度，明确规定了年轻人享有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在德国有350余个行业参与双元制教育，包括从面包师、水管工之类的蓝领工种到保险销售、银行职员这类白领工种，跨度之大，包罗万象。比如，2011年约有57万德国学生进入双元制教育体系 ， 约占学生总数的65%至70%。
职业教育为德国培养了坚实的技工基础。通过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对人才的培养，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杠杆作用被利用到了极致。这是“德国制造”称雄全球的一个重要前提。双元制教育在德国推行至今约42年，一方面奠定了德国工业的根基，另一方面也引发德国人的反思。比如一些人认为双元制教育扼制了德国的创造力，使德国在高科技和IT领域并没有呈现出与制造领域一样的优越性。尽管在德国国内过去十年来接受双元制教育的人群比重逐渐有所下降，但同期欧美国家却先后开始引入并效仿其职业教育模式。
德国模式中国之鉴
“中国制造”在今天仍与廉价、低质密切相关，这与德国19世纪末的状态相似。 “德国制造”过去120年间走过的崛起之路对我们而言有特殊的借鉴意义。
中国制造的升级首先需要政府进一步深化市场改革，为制造业提供健康的发展环境，以遏制过去一段时间越来越严重的“去制造化”态势。此外需要培养拥有专业技术的优秀产业工人梯队。中国走制造立国的道路，需要先培养坚实的产业工人梯队，而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先改革、完善我们现有的职业教育体系。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学习德国的双元制教育模式，不妨和德国企业和学校合作。应从制度和法律层面着手，由政府与社会、企业包括行业协会共同联手来重建中国的职业教育体系。我的建议如下：
首先，政府与社会、企业必须认识到制造立国的根基在于教育之本，而专业严谨的职业化教育是中国由“组装大国”转向“制造大国”的一个重要前提。政府在职业教育领域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并在法律、投资方面予以高度重视，和企业及行业协会共同运作，避免职业教育脱离市场需求、流于形式。
其次，必须通过立法保障参与职业教育各方的权益，包括企业、产业工人及学校、行业协会等。保障学徒与企业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以及企业为学徒提供保障和发展空间；保障参与培训的企业和学校之间的专业性；保障教育培训与测试评估以分权的形式展开，以确保其公正性等。
再次，中国社会必须建立起尊重技工与制造的文化，在制造转型过程中，政府应该向拥有高附加值的制造企业倾斜其社会资源，同时应该鼓励企业提高产业工人的生活保障及发展空间，创造企业财富藏富于产业工人的可能，使优秀的产业工人拥有体面的生活保障与社会地位。
我建议中国企业可通过与德国企业合作、合资的方式，将德国培训产业工人的经验引入中国，我们可以通过“以全球应对全球”的整合方式来提升中国的产业技工培训能力。
此外，“德国制造”的成功与辉煌，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或制度的积累，其背后是一整套价值观和理念。德国人做事向来尊重标准、一丝不苟，这种严谨的态度，大到哲学家严谨的逻辑体系，小到家庭主妇在厨房里对每味食材的精确称量，它渗透于德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工业领域，德国人把这种精神演绎为成千上万套不厌其烦、详细精确的流程标准。这种精细与“憋得住”的价值观和理念也是成就“德国制造”的一个文化基因。
今天是中国制造以及中国经济面临转型的十字路口。2011年3月，英国《金融时报》曾对外宣称，“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生产国，恢复了中国曾一直保持到19世纪初期的地位，同时把美国赶下了其盘踞110年的最大商品生产国宝座”。这看起来更像是全球经济史上一个历时200年的轮回。上一次中国占据全球最大商品生产国宝座是在1820年前后，据麦迪森数据，1820年中国GDP占据全球比重为32.9%，紧随其后的欧洲为26.6%。但此后英国工业的崛起使中国风光难续。
今天我们拥有重回巅峰的机会，但我认为我们应该取势于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以及在诸多行业均为世界最大市场的优势，高度重视产业工人队伍的培育，推动中国制造的全面升级。惟有当中国拥有一批世界级的优秀产业工人，并将制造置于全世界严格的流程与核查标准之下，中国制造才有可能在历时200年的全球轮回中更好地把握这个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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