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挑战
冯飞 王忠宏
2012年，世界上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讨论非常热烈，有观点认为，新的技术革命与生产方式将会冲击中国传统制造业的地位，对中国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利，需要认真研究。
国际上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表述，有两个代表性的观点：一是美国经济学家里夫金，在其专著《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认为，历史上的工业革命均是通信技术与能源技术的结合，进而引发重大的经济转型。19世纪蒸汽机的使用，导致了报刊、杂志、书籍等通信手段及相关产业的大量出现，提高了公众的受教育程度，使人类能够对以煤炭为能源的蒸汽机以及工厂进行系统管理和操作，产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20世纪出现的电话、无线电通讯和电视等通信技术，催生了全新的信息网络，与燃油内燃机的结合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到石油经济和汽车时代。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的结合，将使全球出现第三次工业革命。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本质是以化石燃料及相关技术为基础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已日薄西山，无法再支撑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以新能源与互联网技术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摆脱经济危机的必由之路。
第二个观点是麦基里在《经济学人》(2012年4月21日)杂志上发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一文。他认为，工业革命主要体现在生产方式的革命，发生在18世纪后期英国以蒸汽机技术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得机器生产取代了作坊式的手工制作，典型行业是纺织业。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在20世纪初，开创了规模化生产的时代，典型案例是福特汽车的大规模流水生产线。当前正在经历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其核心是数字化制造，新软件、新工艺、机器人和网络服务正在逐步普及，大量个性化生产、分散式就近生产将成为重要特征，大规模流水线的生产方式将终结。
对上述论点，国内外均有不同认识，分歧点既有对工业革命划分的不同(如有人认为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也有人认为是第六次科技革命)，也有对其程度和影响的不同看法。但由于上述观点契合了当前全球面临的经济危机、能源短缺、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实体经济萎缩等实际问题，还是得到了许多人甚至是部分决策者的认同。例如，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塔尼亚明确表示，欧洲需要第三次工业革命。
我们认为，上述论点的趋势性判断，与国内近一段时间对全球正孕育着以新兴技术和产业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判断相一致，是对已有现象的归纳和提升。应该说，当前出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端倪，但要经历较长时间才能对经济发展产生逐步深刻的影响，对其认识也是一个动态深化的过程。但由于其蕴含的一系列革命性变化，将有可能对不同国家的竞争力产生深远影响，对此应给以高度重视和动态跟踪。
目前，还很难对已产生的影响做出准确分析，欧洲部分国家出现制造业比例相对提升的短期现象，部分原因与金融等服务业出现问题有关，还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方能做出趋势性判断。美国制造业复苏的势头更加明显，有可能是趋势性的，但当前造成美国制造业出现复苏苗头的主要原因还是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成本差距相对缩小、低价能源(特别是天然气)、低成本物流等因素有关，如果再叠加上数字化制造、新兴产业等技术因素，将加速美国的再工业化进程。
由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使生产方式从大批量生产转向个性化定制生产和分散式就地生产，这种转变可以将曾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工作机会重新回到发达国家，这一观点被一些境外媒体炒作成“中国的崛起将被第三次工业革命终结”等言论，引发了争议和讨论。我们认为，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我国的机遇与挑战并存，近期挑战大于机遇。
首先，在我国竞争优势亟待转换升级的关键时期，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因素将加大调整的压力和难度。数字化制造将使劳动力成本影响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性下降。当前，我国劳动力成本上涨的速度已明显快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研究表明，2010年我国考虑劳动生产率差异并修正后的劳动力成本约为美国的30%，未来几年我国的成本优势将进一步缩小，2015年我国修正后的劳动力成本将是美国的45%，数字化制造的影响有可能加速削弱我国的既有比较优势。另一方面，数字化制造并不是简单地机器替代劳动，数字制造技术、知识产权、设计、软件、品牌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程度提高，这些非物质要素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而这些方面恰恰是我国的短板。
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不同产业的影响有差异。数字化制造的优势体现在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和提供个性化产品，因此对那些贴近市场最终需求的产业影响较大，而我国许多产业是大量进口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进行加工组装生产最终消费品，其受影响的范围和深度要大于其它国家。此外，发达国家与我国在新能源、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的竞争更加激烈，不可能像传统产业一样出现新一轮的大规模跨国间产业转移，面临的贸易纠纷和知识产权纠纷更加多发。
其次，第三次工业革命当地化、分散化的生产方式，将对我国依赖大规模出口的产业体系形成挑战。数字化制造将使得某些行业(特别是生产生活资料的行业)规模经济变得不明显，个性化定制、分散生产成为新特点。为更贴近市场，更快响应市场需求，企业会更多选择在消费地进行本地化制造。从而，将对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和全球生产体系产生重大影响，产业分工体系有可能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延续产业链分工，主要体现在原材料、零部件等生产资料领域；另一是靠近市场需求的就地生产，主要集中在个性化需求突出的生活资料领域。后一种趋势将使全球化呈现新的发展方向，对地区产业格局逐步产生深刻影响。
就外商直接投资而言，一方面，外资企业将更加看中我国庞大的市场需求，为更加贴近消费需求，会加大在我国设立研发、设计等机构的力度。另一方面，部分外资企业考虑贴近消费者、规避市场风险、享受发达国家再制造业化政策以及我国成本上升等因素，会将已在我国的部分外资回流到发达国家。此外，也促使国内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并且更多地采取在国外投资设立生产企业的方式。
此外，第三次工业革命具有合作、分散、开放的特征，提出了体制机制适应性的新要求。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组织模式与以往有很大不同，扁平化结构、分散合作式商业模式更为普遍，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作用更为突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动关系更为紧密，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能力更为重要。
这些变化对体制机制的适应性提出了新要求。目前，政府对企业微观活动的直接干预多，不利于创新的行政性审批多，缺乏针对性的集中决策多，此外，在信息和能源等领域市场垄断、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促进创新的体制机制环境仍不完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意味着需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大力度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总体而言，以技术为引领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也进一步凸显了市场规模、需求多样性的重要性，内需扩大还将提高我国超大规模国家的市场优势。就此意义上说，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仅不会终结中国的崛起，如果把握住机会反而成为推动经济转型的机遇，但近期将面临较大的挑战。
(作者单位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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